2005年10月25日至26日, 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和安徽省历史学会主办的“理论与方法: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学术研讨会在芜湖召开。约8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就历史比较与史学比较的理论与方法, 及一些具体研究领域的比较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

对历史比较与史学比较的理论与方法作专题研讨, 在国内学术会议中尚不多见。这次学术会议所取得的成就, 集中体现在对比较的价值、逻辑起点及其意义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历史能否进行比较, 历史何以能够进行比较,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解决史学工作者进行比较研究时在逻辑上的疑惑。北京师范大学刘家和教授与复旦大学陈新副教授作了《历史比较何以可能》的专题发言, 提出了“比较是不可公度性与可公度性的统一”、“比较研究中, 不能由比较对象之间局部要素的可公度性推导出整体的可公度性”的观点。“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概念的提出, 又进一步引发了学者们对历史与史学研究领域中是否完全适用这类范畴的思考。

关于历史比较与史学比较的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指出, 史学中的比较研究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有其自身的理论与方法, 过去学者多有论及, 但对其系统总结还处于起步阶段, 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通过学术研讨达成共识。此外, 对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理论与方法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随着现代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比较研究的认识也应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比较研究也是历史学科建设的必由之路, 可以明确历史学科的定位, 进一步分清历史比较与史学比较是两个相互关联, 但又有着各自特色的研究领域。通过比较研究, 还可以推进中外史学的交流, 提高相互借鉴的水平与层次。

会议还从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的学科发展进程中对其重要意义从理论上作了回顾和前瞻。南京大学杨豫教授指出, 比较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们还在讨论中西史学有无可比性的问题, 那么这次“历史比较与史学比较”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则表明比较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正在蓬勃发展。今天史学界所做的就是去总结比较研究的成绩, 发现问题, 对比较研究进一步发展作出新的探讨与说明。

一些学者对史学比较研究的学术历程作了回顾与总结。北京师范大学张越副教授的《略述20世纪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指出, 20世纪前半期主要是“吸收、借鉴西方史学去建立中国的新史学”, 因此史学比较研究也是初步的、被动的、不明确的。60年代则“从外国史学发展的角度观察中国史学, 在史学通论中重视中西史学比较研究被许多人提及”。80年代以后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已经非常明确地得到重视, 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成为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必要研究手段与研究的逻辑起点。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李勇教授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回顾》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西史学比较活动特点作了总结, 认为中西古代史学成为主要的比较对象, 中西史学精神成为关注的焦点, 同时也指出对西方史学与中国史学缺乏了解、言论过于偏激的不足。苏州大学方汉文教授《论比较文化与比较文明学科的发展》将比较研究放在更为开阔的学术背景下进行了论述, 文章指出作为当代世界的一种新学科, 比较文化与比较文明的研究其实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 是文化研究与比较主义学科的产物。主张以新辩证论为依据来建立起中国的比较文化学研究学科。这些文章为比较研究的讨论提供了学术背景。

首都师范大学邹兆辰教授的《历史比较:探寻真正世界性的历史普遍规律》通过论述马克垚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世界中世纪史所取得的成就, 指出历史比较方法是一种全球史观的表现, 也是达到探寻真正世界性的历史普遍规律的必由之路。湖北大学何晓明教授的《比较史学:在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之间寻求新知》通过对郭沬若与陈寅恪两人的比较, 指出两位大师在学术理路方面有更精彩的相“同”之点, 并且认识到“这样的比较研究, 无疑是获取新知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肯定了比较史学研究在个人治学中的重要价值。

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比较研究》一文对中国古代史学中的比较方法进行了集中论述, 指出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 史家在论述历史和评说史学时, 多用比较方法, 如对史事的比较, 对人物的比较, 对制度的比较, 对政治措施的比较, 以及对史家的综合比较, 对史家作史旨趣的比较, 对史书的综合比较, 对史书体裁的比较等等, 对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比较与史学比较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在中外史学比较方面, 南开大学乔治忠教授比较了中日两国史学的“同中之异”, 指出中国传统官方史学与日本官方史学发展表现出许多相同之处与不同之点。尤其指出中国传统的许多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如“正统论”、“大一统思想”等在日本发生了蕴义上的变异, 从而形成了日本史学发展中的特色, 进而得出进行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 可以一箭双雕地达到扩大视野与深化认识的统一。关于史学比较方法, 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教授的《从“人”的角度浅论环境史与年鉴学派的异同》对环境史这一“21世纪新史学”进行了介绍, 开拓了比较研究视野, 提出了新的比较方法。概念比较是史学比较中一个重要方面, 许多学者对此多有论及, 如对“议论褒贬”与“实事求是”两个概念进行比对, 认为中国史学围绕这两个概念形成了两种治史理念, 由于这两种理念的不均衡发展, 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学术风格。还有学者对“是”、“应该”概念在历史判断中的不同理解作了细致的比较。

安徽师范大学王世华教授在《徽商、晋商比较研究》中对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进行了比较研究, 得出两大商帮极为相似的兴衰轨迹、别无二致的商帮性质、各具特色的经营机制和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等精辟论断, 进一步推动了商帮研究的深入。安徽师范大学裘士京教授在《连续性文明与断续性文明——南北文明研究模式的比较研究》中通过对南北文明演进模式的比较研究得出中原地区的文明“有着强烈的连续性, 被学者称之为连续性文明”, 而“长江流域的文明发展呈现出断续性的特点”。云南大学张锦鹏副教授《分工与市场——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与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比较研究》通过对这两个时期分工与市场关系进行比较, 进一步加深了这两个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认识。四川宜宾学院常智敏副教授《“秦汉隋唐现象”原因解析》在考察秦与汉、隋与唐的历史过程和结局的相似之处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了“秦汉隋唐现象” 产生的因素。

在中西历史比较方面也多有新作。如在中外思想文化比较方面, 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中西文化关系与中西历史比较——〈启蒙时代欧洲中国观〉导言》认为17世纪到18世纪中国对欧洲的意味在不断变化, 因为欧洲自己不断变化, 它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在不断变化, 因此造成中国观前后有别。通过考察启蒙时代欧洲社会对中国的认识的发展和演变历程, 寻找出16-18世纪欧洲思想界和知识界变迁的线索。在具体历史比较方面, 安徽师范大学欧阳跃峰教授指出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方面应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等重大事件作为一个整体过程与明治维新相比较, 才易于得出更加切合实际的结论。

在上述提及的学者及论文之外, 还有众多的学者或对某一具体的历史问题作了深入比较, 或对某一史学问题作了比较论述, 有的论文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 有的论文对传统问题作出新的研究, 极大地丰富了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内容。

与会专家学者在深入交流的基础上, 对一些焦点问题也展开激烈的争论。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一是在比较研究中应如何把握主干与细节的取舍问题。一些学者认为, 比较研究应以主干为主, 通过主干比较可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也有一些学者主张重视细节比较, 认为通过细节比较可以得出特殊性的认识。认为既要比较主干, 也要比较细节的学者也占有一定比例, 他们认为主干与细节的取舍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二是如何认识中西史学特征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史学重个性化, 而中国史学则政治性强。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 认为西方史学为政治服务色彩与中国史学相较有许多共同之处。

三是中国史学理念有无规律可循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史学理念并无规律可循, 具有较强的随机性, 完全是因史家的主观随意性而定。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史学理念是有规律可循的, 既与社会背景有关, 也有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此外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也形成了论辩, 如怎样认识《四库全书》版本的价值、公度性在历史研究中是否适用等等。

最后, 学者们对历史学研究的前景提出了展望, 指出历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路径, 是人类的一个精神家园, 史学工作者应当树立崇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与会者希望以本次会议为契机, 将历史比较和史学比较研究继续下去, 在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收获。

编辑：罗添    校对：唐菁莲   预审：施羽晗   终审：聂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