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伴随国家进入现代化治理新时代，教育领域加快提升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推进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已经成为回应时代命题的必然之举。本研究立足教育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大背景，结合研究团队参与国家智慧督导平台建设实践，对智慧督导的内涵特征、价值意蕴和系统要素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智慧督导是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变革传统督导模式以生成兼具督政、督学、评估监测等业务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双属性”的教育治理数字化高阶形态；建构了由“数字技术、指标库、督导队伍、组织架构、管理模式”构成的智慧督导概念模型；面向数字技术赋能“提前发现问题”“主动预警报警”“分级督促整改”三大场景，阐释了“多元共治”“一键触发”“精准靶向”的智慧督导模式；结合技术发展趋势，给出了开展跨省域、区域试点示范，构建智慧督导共同体，建设人机协同智慧督导生态，以及“四位一体”协同推进智慧督导模式变革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智慧督导;教育治理;教育数字化;模式变革;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组织运行方式，社会、经济、教育、生态等方方面面已进入变革期。作为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高端形态，智慧教育在不同国家已日渐形成适配时代需求、经济发展和文化属性的发展框架和方略。教育督导作为教育生态的重要一环，在数字化进程中不断彰显教育服务政治、服务经济、服务文化、服务生态等正向社会功能。2020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加快构建教育督导信息化平台，整合构建全国统一、分级使用、开放共享的教育督导信息化平台，逐步形成由现代数字技术和大数据支撑的智能化督导体系，提高教育督导的信息化、科学化水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0）。2022年2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级。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包含数字技术和教与学全过程的深度融合，也关注对教育全领域所蕴含的大数据潜在价值的深度挖掘与应用，特别是对社会公众关切的教育热点或焦点问题的及时反馈，教育管理链条的实时监测，教育活动中重大问题模拟推演和智能研判等。因此，技术赋能教育督导模式创新与变革成为教育数字化战略背景下的新命题，打造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智慧教育督导（以下简称“智慧督导”）新模式成为破题的关键。

教育督导历史上又称“教育视导”，是由我国《教育法》明文规定的全国性教育制度。教育督导是基于我国教育发展战略，根据现有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要求，落实国家对教育领域的全面管理。教育督导组织和教育督导人员代表国家行使检查、督促的职责，对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区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市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监测、指导、评估和反馈的活动，以促进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落实应用，推动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教育部办公厅,1995）。

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探索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机构，完善督导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教育督导条例》首次提到成立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教育督导从法律法规、体制机制两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为深入推进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教育督导条例》把教育督导内容细化分为综合督导、专项督导和经常性督导，同时确定了三类督导内容的工作侧重点。综合督导主要是依照国家政策、督导评价指标体系等对地区、部门、学校进行系统全面的督导。专项督导是根据工作需要或社会面突发舆情组织开展常规性或特殊性督导，比如对学校教学设备使用管理工作、学校卫生管理工作、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等常规性工作的专项督导，或者对一些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专项督导，比如“双减”落实工作、教材插图事件、教师违规补课等热难点问题的专项督导。经常性督导主要是督学人员对责任区内学校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和办学行为等方面进行督导（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2）。《深化教育督导改革转变教育管理方式的意见》明确了教育综合改革的重点是教育督导改革，对教育督导改革做出了总体规划。指出深化教育督导改革的总体思路是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教育督导条例》，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持的原则和强化国家教育督导、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的要求，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督促地方政府依法履行教育职责的督政机制、指导各级各类学校规范办学提高教育质量的督学体制、科学评价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估监测体系，形成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为促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制度保障。也明确了教育督导要从国家层面出发，按照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原则实施教育督导，从中可看出教育督导包括监督评价、反馈与指导多项职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2）。如图1所示。

图1 教育督导的基本概念框架图

2018年4月18日，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通过推行“三通两平台”等行动，各级各类学校互联网接入率目前已达100%，大量教育基础数据都已经上线，为推进教育督导数字化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互联网+教育督导”就是要不断促进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型技术与以往教育督导工作的融合，改进落后的教育督导方式，加快推进教育督导进入“智慧督导”新时期（何秀超,2015）。在实践层面，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进行了“互联网+教育督导”的探索，相继建成了督学专用的线上平台、教育督导日常工作平台、教育满意度测评平台等（赵丽娟&周航,2018）。

智慧督导是在数字技术发展环境下实现教育督导变革的必然选择，简单来说就是应用信息网络和智能技术实现教育督导的过程（万江波,2018）。本研究认为智慧督导是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变革传统督导模式以生成兼具督政、督学、评估监测等业务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双属性”的教育治理数字化高阶形态。具体来说，智慧督导是应用数字技术实现全过程教育监管和实时教育跟踪监测，降低对个人经验的依赖，尽可能量化描述教育督导中感知到的问题，不断提高运用数据分析进行督导评估监测的能力，深入开展综合化、网格化、信息化督导。从督导过程来说，就是通过对面向业务系统的数据，督学和社会公众提供的线索的数据，以及对社会面教育舆情爬取的数据等多源异构数据的多模态融合，形成一套完整的标准化指标体系和问卷工具库，实现可移动化评估工作和督导多源数据采集。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智能处理与分析数据，并以可视化交互形式呈现督导结果。通过构建“多元共治”“一键触发”“精准靶向”新模式实现民有所呼，“督”有所应，“问督于民”的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的教育督导。

智慧督导历经“互联网+教育督导”的发展，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平台为基础，以督政、督学、评估监测的相关模型构建为依托，全面对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三横三纵”架构，从单一业务服务功能转向教育督导、监测、分析并重，借助数据可视化技术，协助管理者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视角客观了解全国各省市区域、各学校教育发展短板、资源配置差异、区校教育质量等，为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抓住关键问题、提前预警问题、推动教育督导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升级、实现教育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督导工作是一项伴随教育发展变迁的实践性工作，通过技术和制度的保障稳中求进、适应变化。因此，在不同阶段的变革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技术的优势和劣势以及特征内涵存在一定的迭代交汇、延展统合，督导的工作范式、手段和方法等均会发生变化。相较于传统督导模式，智慧督导具有线上线下一体化，数据采集多样化、规模化，以及智能决策可视化、科学化三方面特征。

传统教育督导的实施工作主要在线下开展，学校根据督导评估内容填写工作进展表，形成自查报告发送给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督导专家根据自查报告情况以分组方式抽取部分学校作为实地考察对象。大部分督导工作以现场督导方式进行，教育督导人员由督导局统一分配到指定学校进行实地调查和办学考察，采用现场听汇报、查阅资料、列席会议、座谈走访、问卷调查、校园巡视等方式进行督导（杨宗凯,2017）。督学人员现场查阅资料并填写统一的纸质检查表，单位确认盖章后提交责任区负责人进行统计，负责人还需二次汇总到督导室，最终形成问题清单并以文件形式发放、流转，工作过程无电子化记录，相对隐性，监控力度弱。智慧督导模式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工作模式，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以来，开展线上督导成为督导工作的共性需求。通过督导业务管理系统设置并发起督导任务，为督导人员自动调配任务量，定时推送消息给督导工作人员以提醒，使督导工作部署更快速、反馈更及时。督导队伍统一管理平台可根据需要自定义考勤规则，由系统后台对考勤数据进行统计，实现督导智能考勤，使管理更规范。学校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按照督导评估指标要求将相应工作的文字、图像和视频等评估材料上传至平台，不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汇总材料。责任督学可常态化对学校办学情况进行过程性督导。评估专家可通过平台提前熟悉学校信息后有针对性地开展实地考察。督学通过手机客户端或小程序填写任务表单，数据实时自动汇总，无须组长统计，督导室可直接通过平台提取数据进行分析，为教育决策提供重要参考。教育督导工作最终形成的问题清单可自动分级转办到地方，柔性化的工作流引擎支持精准靶向，全流程记录反馈信息，工作过程相对显性，自监控力度强。

传统督导评估的数据常由被评估人员提供，数据的可靠性和信度较低，缺乏来自学生、家长、教师、社会等方面的数据（王旭东,2020），难以从全局全域视角出发支撑督导工作做深做实，部分教育改革问题难以及时发现并解决。传统督导数据采集源头相对固定，基本是以下校访谈调研数据为主，以线上业务系统数据报送为辅。而智慧督导可汇聚各级督学、各类学校、社会公众等通过PC端、Web端、手机端等多终端产生的实时动态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分析。基于具有多样化、个性化问卷库的问卷调研系统可以采集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等多主体数据，让公众广泛参与督导，丰富数据结构，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客观性。利用舆情监测系统可以对网络舆情数据进行实时搜索采集，公众也可利用线索提供平台向上级检举报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智慧督导利用舆情监测系统和线索提供平台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数据汇聚模式，实时监测、及时准确发现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教育督导的时效性，为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发展资源配置的决策依据。

传统督导工作流程流转效率低且数据汇总用时长，描述一般性结果的督导报告、意见书通常在一个月后进行反馈，其在促进实际工作改进方面的作用发挥具有明显滞后性。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为教育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利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算法、聚类分析方法等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对多模态数据进行实时分析与挖掘，通过庞大的数据轨迹进行过去经验的积累、当下水平的分析、未来可能性的预测，以指数、图标、图谱、画像或仪表盘等多元化的形式实时反馈分析结果，科学准确地评估地方政府和学校教育治理的成效，为教学决策和学习决策提供数据支持。通过在舆情监测系统中预先设置的预警触发规则以及对线索提供平台上信息的核查和验证，智能判别舆情信息，将符合条件的信息进行初步分级，经过人工预警团队的最终核对确认，形成对上和对下的报告，第一时间通过多渠道将重大情况汇报给领导，将处理结果下发给地方。实现对教育领域隐藏的、潜伏的、有苗头性的问题提前主动预判，对发生问题第一时间警示报告并督促解决。智慧督导与传统督导具体的特征对比如表1所示。

依托数字技术发展，智慧督导演化出新的关键要素并相互作用，改变着传统教育督导方式，促进教育多元主体（国家、省级、区级、校级、师生与社会公众等）参与的教育督导效能与教育督导机制体制的变革。如图2所示，智慧督导的五要素是数字技术、督导队伍、指标库、管理模式、组织架构，由此构建技术驱动、上下联动、多元共治的智慧督导治理体系，促进教育治理数字化，从而实现教育督导理念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

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对智慧督导各要素进行赋能，提供可多方协同的组织架构，建立标准化指标库，构建数据中台，实现数据融合。以数据中台为驱动，深度挖掘数据价值，重塑教育督导管理模式。不断优化教育督导队伍配置与提高督导队伍专业能力，最大化发挥技术优势，抓住关键问题、提前预警问题，推动教育督导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升级，提升教育治理效能。

图2 智慧督导五要素结构模型

新时代下，数字技术在服务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也方便了政府治理活动，特别是在政府决策活动过程中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发挥数字技术对督导的赋能，拓展教育督导新形式，填补督政、督学与质量监测短板，构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智能化督导体系已成为提高督导水平、保障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与突破口。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督学队伍进行有效分析与网格化管理，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对社会面舆情数据的预警与处理，利用数据地图和可视化技术指导科学决策等。

表1 智慧督导与传统督导的对比分析

组织架构是对开展工作、实现目标的必需资源进行安排时所形成的一种体现分工与协作关系的框架。新时代教育督导的“多元共治”考验着政府的治理水平，而水平的提升依靠以信息共享为基础的各部门之间管理的透明化，行政上下级的信息充分掌握以及专门的知识等（张生等,2012）。基于此，智慧督导侧重于构建灵活、科学的组织机构群体，实现不同组织（如国家督学库、专家库、学校库等）的对接及打通，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智慧督导模式创新奠定基础，梳理符合数字时代需求的组织管理架构，提升教育治理能力。

《意见》指出，进一步深化教育督导运行机制改革要“改进教育督导方式方法，大力强化信息技术手段应用，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开展督导评估监测工作”；进一步深化督学聘用和管理改革要“提高督学专业化水平”，“严格教育督导队伍管理监督”（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0）。以上改革都对信息化助力督导工作方式变革和督导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教育督导队伍管理、监督的工作效能进一步增强，教育督导队伍的数字素养得到提升，促进了教育督导队伍整体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提升。

传统的督导评估工作流程较单一，评估标准迥异，评价指标多样化，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指标数据壁垒，缺乏对指标的统一管理，同一数据可能会多次上报，给地方造成工作负担。因此建立统一的评估与预警标准的指标库，建立督导评估数据标准，构建标准统一的评估框架，包括普适性的指标体系、预警与决策的评估标准等至关重要，以准确研判各级政府在履行教育职责、各类学校在规范办学行为和提高教育质量方面存在的真实与关键问题。

智慧督导秉承数据驱动的理念，深度挖掘教育督导的数据价值，实现“精准靶向督导”。不断促进教育督导工作管理模式变革，重构督导工作的工作流、信息流与业务流，实时掌握教育督导情况。发挥数据的服务功能，形成适切智慧督导时代的先进管理模式，包括灵活可配置的督导任务流程。基于大数据的精准问责机制，形成高效、分级督促整改的跨部门协同机制等。增强教育督导结果使用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开创基于“数据说话”的“人机协同”问题诊断的智慧督导新局面。

2022年3月28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一期）正式上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要以平台开通为契机，紧紧抓住数字教育发展战略机遇，以高水平的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怀进鹏,2022）。本研究团队基于国家智慧教育督导平台建设的实践，作为国家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三期工程的承接方，充分发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聚焦“教育方针”“师德师风”“教育评价”“教育投入”“校园安全”等教育重大问题的发现、诊断、整改，进行顶层设计。同时，回归应用场景，在督政、督学、质量监测等实际的教育场景应用中将“问督于民”理念贯彻落地，提升公众服务能力。

如图3所示，按照督导工作时序，本研究围绕数字技术赋能“提前发现问题”“主动预警报警”“分级督促整改”督导业务场景的创新，对教育督导向“多元共治”“一键触发”“精准靶向”的智慧督导模式生成予以分析。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督导改革的发展，教育督导部门由依附逐步走向独立，教育管理逐步向教育治理转变，教育治理主体多元化改变了政府“管、办、评一肩挑”的局面（Wohlstetter et al.,2008;杨文杰等,2017）。然而，管、评、办分离，不等于实现了多元共治。缺乏反映社会舆情的数据，成为实现教育督导智慧化的桎梏。有学者指出，政府在教育督导和教育决策时应了解公众对教育政策、措施的评价，及时获取并分析社会舆情，尤其是在义务教育入学、中高考、学生课业负担、非京籍子女就学等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以及突发事件上，来自家长等社会公众的舆情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赵丽娟&周航,2018）。新时代教育督导“管、办、评”逐渐分离，走向“由政府管，由学校办，由社会公众评”的多元共治局面，更离不开社会公众的数字化参与。智慧督导也应立足于政府、社会、学校三者并存的多元主体督导权责框架，拓宽社会公众参与面，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从技术和方法的角度看，教育督导可以做到跟踪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教师、每一个课堂、每一门课程，从最细粒度积累教育大数据（杨宗凯,2017）。从实践层面看，实现多元共治的智慧督导，拓宽督政、督学、评估监测基本业务面的问题线索渠道是基础。借助多终端数据采集技术，构建发现问题的“督导雷达”：一是配备上报线索的终端。按照每3～5所幼儿园、中小学配备一名责任督学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共配备14.7万名责任督学，实现日常督导检查全覆盖。责任督学可随时通过手机端小程序上传问题线索以及相关证据，促进及时发现、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二是进行业务系统数据线索的挖掘。充分挖掘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系统、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含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监测复查）系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系统、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合格评估系统、学位论文抽检（含本科、硕士和博士）系统、督学专家管理系统等现有督导业务系统数据，发掘业务现存大量数据中潜藏的教育问题。三是通过数据爬虫技术，获取教育舆情数据。社会公众可通过手机端、PC端实名提供问题线索，经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分拣”聚类到教育方针、教育评价、教育投入、学校安全和师德师风等不同领域数据池中，形成社会面教育舆情大数据。此外，智慧督导平台还提供针对省、市（区县）、校等不同对象的督导工具库，方便政府、学校进行常态化或者专项督导数据采集，构建督导专业化队伍、学校、家长、学生等社会公众多元共治的新格局。

图3 智慧督导模式及变革

决策过程过于依赖主观经验，缺乏科学数据的支撑，一直是教育决策中的不足之处（顾小清等,2016）。基于数据的教育决策是通过对学校已有数据资源的系统分析来实现创新教学、提高学生表现的实践与评测，并建立以评判指标、质性和量化数据、专家评估为重点要素的教育问责制度（Schildkamp&Kuiper,2010;辛涛,2013）。“一键触发”式督导模式的生成，数字技术提供了强大支撑。对教育大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和可视化展示是“一键触发”督导模式生成的前提。从技术实现层面看，智慧督导平台将开放统一的多源数据调配接口，便利链接不同类型的数据库。获取多源数据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后，调用内置的各类智能算法进行数据分析。例如，通过LDA主题模型、NLP技术、支持向量机、决策树等模型程序，对大规模文本、音视频等多模态数据进行自动化分类，并对不同类别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建模分析，根据相应的阈值（预警或报警等级）进行问题触发。平台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自动识别处于预警状态的指标，通过有效的可视化呈现，使督导业务的管理者或决策者可根据问题清单一键直达问题所在区县或学校，启动相应等级的处置流程。以“校园安全”领域问题的自动化督导为应用场景举例，在传统的督导模式下往往都是安全事故发生后进行事后督办，而在“智慧督导”模式试点工作中，来自社会公众提供的问题线索“XX市XX小学、XX小学、XX特殊教育学校路口未设置减速带、红绿灯，易导致交通事故”，出现在平台“预警”清单内，通过“一键触发”平台自动形成问题清单以及转办提醒，责成相关部门完成整改。XX省级督导部门在平台反馈，“于当月为涉事学校配备了移动红绿灯、减速带以及测速电子眼，并加大人力在上下学高峰期间疏导交通”。可见，智慧督导基于智能预警的“一键触发”，对隐藏性的、处于苗头状态的教育问题提前预警，让督导工作的角色从事后督办转变为事前主动研判，从“后卫”转为“前哨”。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要求，应将教育打造成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快变量”。“快”的内涵垂直映射到督导领域，在于通过高效率解决社会关切的教育问题，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因此，教育督导模式的创新，要在效率上下功夫，最终形成机构独立化与职能一体化并存的局面（黄崴,2009）。在此视角下，教育督导职能的履行需要督导任务在不同部门之间灵活流转和实时监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跨部门工作流引擎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大大提高督导职能履行的灵活性、可监督性以及精准靶向性（刘恩海等,2018）。跨部门工作流引擎分为三大部分：模板构建、实例控制和其他辅助。模板构建包括对工作流的定义进行解释、修改与维护，它可以为每一个工作流程节点、链接和所涉及的文件提供模板。实例控制主要是对工作实例、活动实例以及任务项的创建、激活、挂起、终止等，同时监控工作实例、活动实例和任务项的状态转换逻辑，保证线上复杂业务的平稳运行。其他辅助包括操作日志、消息服务、权限管理等（王晶等,2020;路春光等,2006）。

为实现跨部门线上资源共享与协同工作，网格化管理显得尤为重要。网格化管理具备可扩充选择性、动态性、多层次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也是智慧督导工作流引擎建设的根本导向（郑士源等,2005）。因此，工作流引擎以网格化管理作为底层的协同共享思想，通过相关技术最终实现具体的交互与协同。在智慧督导视角下，网格化管理将跨部门、跨区域的对象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若干个网格，利用智慧督导工作流引擎中的模板构建、实例流转、任务状态监控与转换等功能，实现单元格间的信息交换、资源利用、状态控制。为了适应各省督导部门不同的行政隶属关系，遵循“一级建设、五级应用”的理念，平台采用双向链表形式完善工作流节点。所谓双向链表，即在每个节点处有两个指针域，分别指向其直接后继和直接前驱（何倩等,2006）。当工作流执行过程中无法匹配到合适的下一个节点时，双向链表能使之尽快回溯至上一个节点，大大节省单向链表中因遍历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实现“精准靶向”高效操作（刘恩海等,2019;蔡丽丽,2014）。实践中，工作流引擎的“处理中、已办”分别通过数字0和1表征状态，便于在工作流过程中通过调整参数来灵活调节，以适应流程中的动态偏离和动态变更，避免冗余步骤，使“何事找何人”得以有效执行。

实际中，智慧督导平台设置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区县级四级管理员用户和督学用户，工作流包括任务创建、环节建立、表单流转。工作流引擎能够以“事件对标”为导向，依靠双向链表和用数字表征状态，来构建柔性跨部门工作流程，最终实现事事有着落的“精准靶向”督导模式。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指出：“教育工作点多、线长、面广，人人关心、各方关注，各类风险易发、多发，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问题。我们要自觉增强底线思维、强化忧患意识，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注意研判工作中的风险，把眼睛瞪得大大的、耳朵竖起来。既要勇当‘吹哨人’，又要能做‘拆弹者’，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把风险控制在未萌状态，确保我们自己能安心工作、校园环境能安静祥和、教育事业能安全发展。”（教育部办公厅,2022）教育系统大力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要坚持“方法重于技术、组织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的理念。因此，数字技术赋能智慧督导模式的创新，仅仅是智慧督导的开始，教育督导的职责范围、人才需求、工作流程与体制机制等方方面面都面临深层次的迭代与重塑，以逐渐形成适应新时代教育督导的新生态。

智慧督导示范试点的探索将是一个开放、多元、共享的系统性工程，目的在于打造全方位、多主体、多层次、立体化的督导新格局。从管理属性来看，国家级督导平台要实现与地方督导系统的科学对接，实现国家系统与地方督导业务的联通，促进成果共享。同时，通过平台建设和推广使用，有效落实《意见》中关于加强对下级教育督导机构的指导和管理的要求，努力实现教育督导战线的同频共振，不断提升教育治理水平。从公共服务属性来看，“智慧督导生态共同体”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督导进程的民主化，其次是实现错位发展与资源共享。在信息化投入、队伍构成、整体教育水平等不同现实基础之上的督导场域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实现督导政策、案例、资讯的共享，通过信息化服务闭环，取长补短，加强督导数据源的可靠性，开展督导结果应用的跟踪分析与评价，及时跟进督导问题的改进情况，进行督导结果应用的过程监控，并及时反馈，提高问责效能。教育治理的应有之意是指多元主体通过互动、协作等方式，建立一套有效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共同参与教育决策、执行和监督，进而实现教育改革和发展目标（唐立军,2014）。

在智慧督导的五要素中督导队伍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不管是在智慧督导大数据标注的前期环节，还是“人”在参考机器生成的可视化分析报告基础上的决策环节，都需要综合人工价值判断，实现人机协同诊断。因此，培养一支能够借助数字技术高效采集数据、有效读懂数据、高质量分析数据的数据素养高的督导专业化队伍是智慧督导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基于国家智慧教育督导平台建设实践，平台应用是督导模式变革的引擎，督导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急需人才生力军。立足当前智慧督导模式变革的大趋势，遵循教育的逻辑和技术的应用规律，培养教育大数据分析、教育测量与评价、教育督导方向的学科人才和储备力量，势在必行。当前，学界研究教育督导的学者少、文献少，学术氛围不浓厚、不活跃。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督导领域基本上是总结实践经验，探索一些做法，教育督导研究没有特别突出的成果和理论创新（韦兰明,2021）。在智慧督导生态系统中，数据是生态系统中流动的核心要素，数据采集方式、指标定义维度、数据挖掘算法、神经网络结构等参数，以及多源数据驱动的指标标注、智能预警和综合研判模型算法逻辑，都有赖于教育督导专家团队和大数据团队的深度合作，人工智能技术才能支撑智慧督导的精准性。未来，将教育督导纳入教育科学规划，依托高校或科研机构围绕智慧督导领域设立课题专项，充分发挥科研平台和专家的作用，鼓励与教育督导、教育评价相关的科研成果在教育实际情境中的应用，推动科研成果价值的更大实现，培养一批深谙督导业务同时具备高数据素养的人才队伍，是智慧督导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

随着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应用的不断深入，“产、学、研、用”四位一体的教育公共服务模式也将不断倒逼智慧督导“生态圈”的形成和完善。要加强家校联系，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智慧督导合力。鼓励学校与高科技企业联合研发督政（如人民群众满意度调查工具、自适应常态化督导量表库等）、督学（如培训微资源开发、督学管理与考评工具等）、质量监测（如交互式测评、智能化测评等）、智能预警（如数据可视化工具）、社会公共服务（如获取公众线索的便民化工具、查询反馈督导信息的智能机器人等）等产品和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在“教育督导生态共同体”先行试用，进而迭代推广到其他区域。“教育督导生态共同体”还要建立智慧督导服务产业发展机制，加快知识流动与技术转移，实现企业的技术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建议以国家智慧督导平台建设为契机，形成一套适用于教育数字化战略背景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打造服务智能化、监测实时化、管理全量化、功能迭代化的智慧督导新常态。

在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中，督导的战略定位从监督管理这一传统的“单向度”转型升级为教育管理机构与社会公众有机互联的“双向度”，并衍生了全新的生态图景：多元共治、多模态融合、多角色参与、多场景创新等，为推动教育督导“长牙齿”，建设“全领域、全口径、全支撑、全保障”的督导新体系奠定了基础。

教育系统要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怀进鹏,2022）。数字技术变革教育督导模式的进程没有终点，本研究将持续深入探索教育督导与教育技术相关学科学理的纵深融合以及数字技术在智慧督导中的应用创新，为教育治理数字化构建基础理论框架和行动进路。

[参考文献]

[1] 蔡丽丽.(2014).一种跨组织柔性工作流引擎的设计与实现.计算机工程与应用(3)，30-35，102.

[2] 顾小清，薛耀锋，&孙妍妍.(2016).大数据时代的教育决策研究：数据的力量与模拟的优势.中国电化教育(1)，56-62.

[3] 顾小清，杜华，彭红超，&祝智庭.(2021).智慧教育的理论框架、实践路径、发展脉络及未来图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8)，20-32.

[4] 何倩，王勇，&覃匡宇.(2006).基于数据库链表的工作流管理技术实现.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学报(04)，315-318.

[5] 何清，李宁，罗文娟，&史忠植.(2014).大数据下的机器学习算法综述.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04)，327-336.

[6] 何秀超.(2015).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教育督导科学化水平.北京教育普教(8)，25-27.

[7] 怀进鹏.(2022- 11-30).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强大教育力量.光明日报(4).

[8] 黄崴.(2009).我国教育督导体制现状、问题与改革路径.教育发展研究(12)，16-20.

[9] 教育部办公厅.(1995-09-0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fl/202107/t20210730_547843.html

[10] 教育部办公厅.(2022- 12- 13).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访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12/t20221213_ 1032511.html

[11] 刘恩海，李甜，&陈媛媛.(2018).跨部门的工作流引擎模式研究.计算机应用与软件(6)，76-82.

[12] 刘恩海，陈媛媛，杜慷，武淼仑，&高文斌.(2019).基于“互联网+”的电子政务网站技术创新—— 以赤峰市“计量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为例.计算机产品与流通(2)，175-178，239.

[13] 刘梦梦，&孙明娟.(2020).“智慧督导”阶段教育督导队伍建设路径探索.绿色科技(21)，247-248.

[14] 路春光，孟丽丽，郝立文，&马琨.(2006).基于WEB的柔性工作流引擎的设计.微计算机信息(15)，21-23，152.

[15] 罗海滨，范玉顺，cims.tsinghua.edu.cn，&吴澄.(2000).工作流技术综述.软件学报(7)，899-907.

[16] 唐立军.(2014).深化教育督导改革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教育(普教版)(8)，21-23.

[17] 万江波，&万纤荷.(2018).“智慧督导”创新区域推进智慧校园建设“4＋1”模式.中国教育信息化(13)，86-88.

[18] 王晶，崔然，&胡晓亮.(2020).基于工作流的跨部门协同业务管理系统.软件(5)，184- 188.

[19] 王旭东.(2020).强化监测，科学督导，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教育家(12)，24-25.

[20] 韦兰明.(2021).新时代教育督导若干问题再探.教育导刊(12)，30-38.

[21] 辛涛.(2013).我国教育问责制建立的几个关键问题.北京大学教育评论(1)，164- 171.

[22] 杨文杰，&范国睿.(2017).教育督导制度改革：1977—202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督导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教育发展研究(21)，1- 15，23.

[23] 杨现民.(2014).信息时代智慧教育的内涵与特征.中国电化教育(1)，29-34.

[24] 杨宗凯.(2017).信息化驱动教育督导现代化.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7)，3-8.

[25] 张生，齐媛，刘雍潜，&蒲仕旭.(2012).公共服务与治理理念下的区域教育信息化变革.现代教育技术(1)，25-28.

[26] 张生，王雪，&齐媛.(2021).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评价：“学评融合”新理念及核心要素.中国远程教育(2)，1-8，16，76.

[27] 赵丽娟，&周航.(2018).“互联网+”时代教育督导信息化建设的机遇，挑战与对策.中国电化教育(7)，39-44.

[2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2-2-7).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化教育督导改革转变教育管理方式意见的通知. 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moe.gov.cn/srcsite/A11/s7057/201402/t20140207_ 163918.html

[29]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2-9-9).教育督导条例.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zcfg/zcfg_jyxzfg/202204/t20220422_620486.html

[3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0-2- 19).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488909.html

[31] 祝智庭，&魏非.(2017).面向智慧教育的教师发展创新路径.中国教育学刊(9)，21-28.

[32] Schildkamp，K.，&Kuiper，W. (2010).Data-informed curriculum reform: which data，what purposes，and promoting and hinderingfac⁃tors.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26(3)，482-496.

[33] Wohlstetter，P.，Datnow，A.，&Park，V.(2008). Creating a system fordata-driven decision-making: applying the principal-agent framework.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Policy and Practice，19(3)，239-259.

编辑：罗添    校对：唐菁莲   预审：施羽晗   终审：聂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