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贫困的关系研究脱胎于经济与文化视角的反贫困理论。古典政治经济学指出，市场结构中劳动力供求的变化可以对贫困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是劳动者与经济主体交换的场所，是分配劳动力的经济关系的总和^[1]。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政策的不平等是贫困的元凶，中国剪刀差、美国种族歧视政策、英国圈地运动都是典型例证。文森特认为，贫困与政策之间相互作用决定了穷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反映了贫困的经济政策能创造和再造穷人^[2]。情境适应论指出，文化资本是一种具有明显代际传递特征的制度化形式。在市场竞争中缺乏生存心态、学衔学位、文化财产等必要的文化资本是穷人的特殊表现^[3]。贫困文化论指出，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会形成一套特定的生活模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4]，进而产生独特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调查显示，棚户区的儿童在6到7岁时就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态度和价值观^[5]。

教育是反贫困最直接、最有效的策略^[6]，教育扶贫思想丰富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阐释。经济学认为，教育可提升人力资本、改善人口素质、促进个体自由发展和个体实质自由；社会学提出，通过教育可获得文化资本、消除社会排斥；人类学主张，通过教育打破文化贫困陷阱、阻断贫困文化代际传递；教育学指出，教育具有促进个体社会化与个性化、影响劳动力素质、促进人口质量等基本功能；地理学研究表明，教育可提升地理资本、促进贫困空间研究、帮助认识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共生。教育与反贫困研究的历史奠定了教育扶贫的基本思想，指出了教育与贫困在市场结构、人口素质、文化资本、社会政策四大要素上的关联，提供了丰富的思路方法借鉴。但是，研究集中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对信息社会转型中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由于各学科间的理论基础立场不同，教育扶贫的内涵和学科逻辑也存在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称“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7]。这给十四五时期教育精准扶贫指明了新的方向与要求。“‘互联网+’的重要作用包括加强高质量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促进教育公平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其在增强教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方面的创新优势，成为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的战略支点。”^[8]因此，精准扶贫结合“互联网+”新力量成为突破教育脱贫困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着力点。本文集中剖析我国教育精准扶贫中的突出问题，重点探究“互联网+”促进教育精准扶贫的框架与路径，进一步明晰教育精准扶贫中“互联网+”手段运用的靶向，从而进一步促进教育精准扶贫方式的创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指出：“合理有效地配置扶贫资源，是创新载体、转变多方离散为集中统筹的关键所在。”^[9]精准扶贫的主要措施在于对相关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分配，进而最大化地实现扶贫。目前，贫困地区教育的突出问题包括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差距大、偏远地区学生就近入学难以及乡村办学条件、环境相对较差等方面^[10]。全国各贫困地区也普遍存在区域、城乡和农户间收入差距大、公共服务的配置滞后问题明显等现象。当前，传统的城乡教育机制制约着农村教育的时代性进步，进而阻碍着教育精准扶贫的推进与实现，影响着城乡高质量教育资源的科学合理分配以及教育机遇的公平性。此外，农村教育资源不足问题还体现在教师资源、质量的不均，教师层次的相对落后阻碍了乡村教育资源、教育机会的优质发展。“建立和完善扶贫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提升扶贫资源质量，可以有效地改革和创新扶贫资源分配的方式。”^[11]

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新技术发展迅猛，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源动力。多样、便捷的网络数据资源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域间的经济发展存在差距，使得信息技术在推行和传播的过程中也有明显差异。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其称为“数字鸿沟”，即指信息技术的接入机会与互联网使用水平之间的差距^[12]。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和演进，进一步扩大了相当范围的经济差距，进而贫者愈贫。技术设施与数据资源的分布不均，地区、行业以及群体间的“数字鸿沟”普遍存在，技术区隔的固化和扩大也成为部分地区和群体致贫的重要原因，是教育精准脱贫的严重障碍之一。从信息化推进教育公平的现有方针政策和实践方面来看，目前精准扶贫工作依旧把重点放在传统意义上的“物理接入”层面^[13]。但从“新数字鸿沟”的视角来看，单是注重“物理接入”已经无法胜任推进教育公平以及减小信息差异的任务。

奥斯卡·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从社会文化学的视角进一步深入描绘了贫困群体的综合形象。他认为，“贫困群体是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产生贫困文化，并内化为群体习惯的，具体表现为对自然屈从、对命运顺从以及对主流社会价值观怀疑等”^[14]。换言之，长期受贫困文化的影响，贫困群体的思维会被禁锢，故步自封的生活方式成为部分贫困群体内化于心的观念惯性^[15]。贫困文化是特殊群体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亚文化，具有代传性，其传递很难被阻断，是滋生农村教育贫困问题的最大因素。此外，贫困亚文化的产生使贫困群体在发展过程中缺乏创新精神和学习意识，从而导致其获取发展机会的途径受到限制^[16]，进而贫困根深蒂固。因此，教育精准扶贫在贫困文化的阻碍下，逐渐出现了与政策初衷、实际效果相悖的表现，很大程度上不仅降低了教育扶贫的效能，也对教育扶贫政策制定产生了相应的负面影响。

当前，已有教育扶贫治理模式主要包括资源型、功能性以及跨界协同三种^[17]。三种模式尽管各有侧重，但对于贫困的历史归因与关键要素的挖掘仍有待深入。首先，受时间等因素影响，当前教育扶贫模式仍以物质帮扶为主，以促进资源开发、给予资金投入为主要措施，更多地强调人力、物力、财力等物质帮扶的补给，较少从现代化技术角度出发，利用技术精准锁定帮扶对象，判定其是否需要物质帮扶，进而探明物质帮扶是否能够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亚文化问题。其次，现有的教育扶贫模式即使运用信息化助力贫困地区脱贫，也只是侧重其硬件设施的完善，而忽视软件设施的建设与运用。最后，当前中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瓶颈已不仅仅是资金和硬件设施不足，而是现有的扶贫模式与扶贫政策如何进一步关照并促进教师的专业素质发展。因此，教师专业素质建设也是现有的教育扶贫模式应关注的重点所在。

社会政策方面，“互联网+”对外部市场环境进行重塑，为教育精准扶贫提供可能。教育发展过程中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问题日益凸显，形成教育供需矛盾，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供给成为解决矛盾的重要途径。首先，“互联网+”可以丰富优质教育资源的形式。陈丽指出，信息化技术手段能缓解教育生态系统承载的压力，远程教育中的新教育资源形式相较于传统教育资源更具有优势和特点^[18]。“互联网+”在融合与叠加教育领域的问题解决和发展成果后产生一种新的运行模式，助力教学资源多样化，促进多种新型途径开发优质课程资源。其次，“互联网+”可为优质资源均衡配置创造新渠道。钟秉林指出，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是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19]。李卫红认为，推进城乡一体的数字化学校建设，能全面提升农村教师信息素养^[20]，提炼和优化庞大、复杂、零散的教育资源库，构建教育扶贫精准数据库并加以共享，以助力优质教育均衡发展和学习型社会的建立。最后，“互联网+”可以提升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度。王嘉毅认为，乡村小学和教学点共享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可借助于城乡同步课堂、专递课堂等资源的建设与应用^[10]。“互联网+”可以实现线上和线下教学资源混合衔接，提升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度，为课程资源的优化和共享、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以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创造新的条件。

市场结构方面，“互联网+”促使外部市场环境产生变动，推进教育精准扶贫发展。当前，以互联网发展为首的新经济是经济增长新动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创新推进新经济制度并保持其持续发展，弥合数字鸿沟，可为互联网弱势群体创造信息红利^[21]，化“数字革命”为“数字机遇”。首先，“互联网+”可以缩小数字鸿沟。陈子健认为，造成数字鸿沟最根本的原因是不同群体在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获取信息机会的差异^[22]。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显著性弥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通过“家庭连接”项目，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显著缩小了数字鸿沟^[23]。其次，“互联网+”可以跨越经济贫困视野，消弭新的数字鸿沟。廖宏建提出，跨越经济贫困视野的新方法是利用“互联网+”推进教育精准扶贫路径变革^[24]。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导致数字鸿沟，中国互联网最重要的任务是为消弭城乡数字鸿沟服务^[25]。最后，“互联网+”可以助力教育更加精准有效，缩短教育扶贫的实现时间。王文君认为，采用在短时间内对贫困对象进行信息技术个性化培训的方法，可以促使教育更加精准有效，进而缩短教育扶贫取得成果的时间^[16]。目前，利用GIS技术建立扶贫帮扶数据库、培养具备信息化素养人才、发展农村教育和信息培训等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信息化扶贫中，有效弥合了因人才单向流动、教育输出与地方需求失衡等问题带来的数字鸿沟^[26]。

文化资本方面，“互联网+”通过对内部人群主观意识的改变来加固精准扶贫的效果。贫困文化难阻断是教育脱贫攻坚的一大难点，通过教育可使贫困人口提高智力资本，以此来改变贫困状况。首先，“互联网+”可以促进民族地区传统亚文化的现代性变革。李小云指出，提高基于主体认知福利水平的新方法是有机结合民族地区传统亚文化与现代性^[27]。其次，“互联网+”可以深度改变农村的文化氛围。于浩认为，“互联网+”的社会发展新形式为乡村文化空间的建设提供了新契机^[28]。邸焕双等指出，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可以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传递到偏远地区，以此弥补当地群众文化资源的缺失，有效践行文化共享工程的宗旨^[29]。阿里巴巴集团和农业农村部合作开展的新下乡运动，打破了传统农村、农民相对封闭的文化生态，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学习欲望，深度改变了农村的文化氛围。最后，“互联网+”可以使贫困人员通过实践体验增强自主脱贫的信心和能力。江辰等认为，“互联网+”为贫困人员提供了接受教育和实践体验的机会，增强了贫困人口自主脱贫的信心和能力^[30]，能够持续性激发贫困人口投入脱贫事业的热情。陈鑫等通过Logistic模型分析得出，互联网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1]。贫困主体从思维观念上树立脱贫信心，能够催生教育精准脱贫的内生性动力^[32]，有助于其走出贫困，逐渐根除贫困文化的代际复制，避免再次返回贫困。

人口素质方面，“互联网+”通过对内部人群输入影响因子的方式，提升教育精准扶贫的效率。“互联网+”转变教育扶贫治理方式，主要是指以云计算、学习分析、物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为支撑，合理规划提供给扶贫者或贫困者学习的资源。首先，“互联网+”可以实现教育服务体系的升级和重构。曾海军认为，“互联网+”通过将资源的选择权和经费的使用权直接交给学校和师生用户来打破现有条块分割、垂直分级的模式^[33]，革新治理体系，转变扶贫思维，突破传统教育服务体系的结构困境。其次，“互联网+”可以尽最大可能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江辰等认为，“互联网+”可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实现由外源性政府主导向内源性群众主导的贫困方式转变^[34]。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创新应从教育扶贫的主体进行完善，以唤醒贫困群体自我脱离贫困困境的自我意识为主。最后，“互联网+”可以实现教育扶贫大数据动态监控与清单式管理。吕承成等指出，在贫困治理动态长效机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建立“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下动态返贫预测及预警机制是必要的、可行的^[35]。封清云等人认为，“互联网+”技术与精准扶贫的机制要求相契合，其具有的数据化、网格化和动态化特征能助力教育精准扶贫。甘肃省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构建教育扶贫“大数据”应用模式，实现了对全省88万教育精准扶贫对象的清单式管理和动态监测^[36]。

合理配置有限、稀缺的教育资源是“互联网+”改革教育供给，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差距的重要方式。教育部副部长宋德民提出，“十四五”时期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升教育供给水平，实施乡村振兴计划，完善区域教育发展体制机制，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差距^[37]。一是建立“云共享”“云课堂”等新的资源共享平台，增加供给总量。以“十四五”规划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为基准，突破传统教学资源传递的局限，将全国教育教学资源整合成库，实现“云共享”；提倡开发系列精品课程，突破传统课程授课的局限，拓展贫困地区的教育教学方式，实现“云课堂”。二是从“套餐”转变为“自助餐”，完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调整供给结构。根据学习者的个性差异进行资源分配，革新传统流水线式的教育服务，将学习者获取学习资源的方式从“套餐”转变为“自助餐”，重构和丰富贫困地区教师资源配置方式，使在线教学从教学资源整合到多终端视频线上技术互动运用^[38]。三是通过精准投放与合作办学，丰富供给方式。推进基础教育集团化办学和合作办学，组建教育共同体，通过强校对弱校传输教育教学管理方面的经验、组织学习和实践活动实现文化共建等形式，促进城乡学校教育资源均衡协调配置和发展。

贫富人口间产生数字鸿沟主要是由于获取、传递信息的局限而造成信息“围墙”，导致内外信息不互通，从而造成信息落差。“互联网+”能够促进信息传递与共享，打破信息“围墙”，激活信息红利，弥合贫富人口数字鸿沟。主要路径有：一是加强乡村网络互动建设与实施，弥合接入鸿沟。基于“互联网+”技术，优化贫困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布局，调整社会资源配置，促进区域群众间基于互联网的互动，最大限度地实现各类资源的共享，推进信息化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二是推进教育信息化基础建设，关注机会协调，弥合使用鸿沟。不断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融合化在线教育服务业态的建设与应用，避免数字鸿沟上的马太效应，消除信息孤岛，关注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协调，同步提高师生信息素养能力，切实减小贫富人口之间对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差距，适应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要，助力未来终身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三是培养创新精神与意识，促进主体自身能力建设，弥合知识鸿沟。鼓励教师借助互联网技术实践创新，设计、开发新型技术支持下的互动教学课程，使得学生作为主体在学习体验中领悟和提升信息素养与能力，培养创新精神与意识，缩小学习方式、技术使用能力以及沟通制度等方面的差距。

贫困亚文化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行为方式、习惯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的生活方式，处于其中的人们通过“圈内”交往将其独特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制度化，其复制功能表现在代际传承与代内扩散^[5]。通过“互联网+”提升文化资本，即利用信息技术对贫困群体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和信念等方面进行改变，影响其思想观念，消除贫困亚文化的复制功能。一是以互联网为基础，建立内部整合、外部链接的教育精准扶贫社会支持网络，提升器物资本，突破贫困人口的“圈内”交往。二是将教育产业的发展传播做到从“无形”到“有形”的转化，提升制度资本，推进贫困文化的制度化重构。首先是合作与融合，进行贫困地区教育环境与发达地区教育模式的有机结合。其次是创新，利用信息化、物联网等技术，将传统教育带入新的大环境中来实现教育模式的转型升级。最后是大数据的链接，通过数据更加直观地展示现状与特征，能够及时且准确地了解改革成果，便于对教育教学模式进行调整。三是利用“互联网+”拓宽视野的功能，改善家庭整体氛围，提升核心价值观资本，有效阻断贫困亚文化的复制途径。首先是传递，通过互联网拓展贫困地区人口与外界的交流方式，拓宽其获取信息的渠道，将社会风向引导的新观念、新理念通过互联网潜移默化地传递给群众。其次是重构，在信息有效传递的基础上，重构贫困亚文化的思维方式。最后是超越，突破原先的制度化生活方式，发挥家庭文化氛围对教育精准扶贫应有的作用。

扶贫治理方式更多的是指从外部对内部进行帮助，参与者主要为单方面。多元参与不仅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同时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力量。各群体共同持续并自主地参与到发展与利益获取中，能革新教育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吸收社会扶贫力量，突破扶贫结构困境，优化贫困治理路径。“互联网+”能够促进多元参与，转变教育扶贫治理方式。首先，要加强政府宏观管理，完善规则与制度，通过“互联网+”重构教育服务体系。建立有关教育精准扶贫的相关制度和规则，通过“互联网+”整合有利于教育精准扶贫组合机制构建的资源，利用功能体系良好的教育组织机构来保障各方主体效益的最大化，在这些条件下实现资源的共享。其次，要强化学校协同办学，丰富途径与形式，结合“互联网+”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通过“互联网+”延展课程建设单位，借助开放、灵活的信息综合平台，汇集各方优质教育资源，丰富参与形式和途径，让更多师生参与其中，达到资源利用最大化，减少信息的运行成本，使得各方主体之间的目标一致化。利用网络学习空间，通过师生间或学习者间的直接交流实现互动实时呈现，来提高教与学的质量，形成影响广泛、具有推广价值的“知识普及”新路径。最后，要强调社会参与的维度与广度，实现教育扶贫大数据动态管理。通过“互联网+”实现参与主体多元化以及治理方式多样化，将教师与学生参与的传统单一主体转变为多种主体共同参与，通过大数据技术为多方提供便捷的数据、网络条件，并且在借助信息化教学平台的基础上，从多角度对精准扶贫的对象实施不同的扶贫政策，辅之以“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条件对扶贫对象进行跟踪并查探精准扶贫的效果。

面向“十四五”，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总结教育精准扶贫的基本经验，进一步凝练“互联网+”促进教育精准扶贫的特点，尤其在“数字中国”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探索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过渡与转型，需要进一步厘清“互联网+”促进教育精准扶贫的问题、框架与路径。探索“互联网+”促进教育扶贫问题解决的具体路径与策略，是实施教育现代化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对贫困户摆脱穷根、追求美好生活具有重要作用，为教育精准扶贫探索新的方向，为脱贫攻坚拓展新的领域，不仅解决的是中国教育扶贫问题，而且为世界教育扶贫提供中国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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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罗添    预审：唐菁莲    审核：施羽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