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化转型正在推动一场新的教育变革，使学校层面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一种必然。驱动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体现在：以人为本，坚守学校育人“主体”逻辑，转变育人思维；技术赋能，突破学校育人“路径”依赖，创新育人场域；数据开放，释放“生成性”数据价值，助推学校科学决策；组织重构，打破学校静态监管，走向“流程化”动态治理；文化渗透，规避技术风险，创建“人—机”和谐共生的校园生态。在推进转型实施过程中，需“因校制宜”制定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建立“整校推进”转型实施方案，校际形成联动机制；教师以“数据驱动式”教学促进学生“情境体验式”学习，让有温度的数字化驱动学校教育更好地发展。
关 键 词：教育数字化转型；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驱动要素
伴随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世界各国纷纷出台一系列教育数字化发展战略，以提高未来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促使“育人思维转向的必然结果，所触发教育系统的变革是多维的，既有育人方式与育人逻辑的转变，又有系统层次结构与组织流程的重塑，同时涉及内容资源与学习范式的创新，归根到底是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育人”催生更多可能路径。于学校而言，教育数字化转型将带来学校育人空间、教学路径、治理体系、育人生态等多向转变，其结果正如现在所涌现出的“智慧学校、未来学校、无边界学校”等理想实践样态。然而，当社会各界呼吁数字技术促进学校教育变革时，对其所引发的不确定性也令人担忧：“是真正的变革，还是‘新瓶装旧酒’？” “学校教育数字化到底转什么、如何转？”“如何在转型中平衡技术与学校、技术与人的关系，以避免技术风险，降低技术控制难度？”这些都是当前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研究意在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学校教育变革的积极影响，从学校教育数字化发展历程出发，明晰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旨向，把握学校数字化转型的多维驱动要素，力图寻求适应数字时代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路决策参考径，以回答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转什么——如何转”等系列问题。
一、学校教育数字化发展历程与内涵旨向
自信息技术引入学校以来，便开始了学校教育数字化进程，并随社会变迁与技术革新不断改进与完善，主要体现在变革育人思维、育人方式、育人场景、学习范式、人才培养模式等育人实效上，并始终秉承为“成人”而“成事”，通过“成事”促进“成人”的理念［1］。
首先，学校教育数字化发展初始于媒体技术支持的数码化（Digitization）阶段。20 世纪中后期，电子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崛起使人类文明迈入信息时代，打开了学校教育数字化的大门。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数字信息技术，促进了教育形式由广播教育、电视教育转向媒体教学。学校教育中陆续涌现出以计算机辅助教学、计算机辅助学习、多媒体课件等教学手段，其育人逻辑在于通过媒体技术将知识、信息、符号等模拟信号转换为计算机可存储的数字信号，并以可见的媒体形式展现与传播，丰富教育内容，拓展知识的呈现样态，改变学校从传统“手写黑板”到“媒体课件”的教学方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记忆与意义建构。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首次提出“实现教育的现代化”“积极发展学校电化教学，推广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为实施素质教育，加强学校德育，“大力提高教育技术手段的现代化和教育信息化程度，继续搞好多样化的电化教育和计算机辅助教学，开发优秀的教育教学软件”。从“积极发展”到“大力提高”，这一时期学校教育数字化发展内涵旨在充分发挥计算机、媒体技术赋能教学的价值，通过变革传统教学手段，追求更便捷、更高效的育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教师的双手，提升了教师教学效率和学生学习效果。其次，学校教育数字化发展发力于网络技术普及的数字化（Digitalization）阶段。21 世纪的前 20 年，互联网的出现颠覆性地打破了教育的时空界限，形成了时时可学、处处能学、人人皆学的泛在学习形态。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网络信息技术，实现了数字教育资源的汇聚与共享、学校教育场景的无缝联通、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范式创新，加快了学校数据与信息的流转以及学校业务应用的流程优化。
全球教育资源通过网络汇聚到学校，在线教育平台、移动学习工具广泛应用加深了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催生了新型教育服务与学习形式。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以多种方式实施“校校通”工程，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开发网络学习课程，建立开放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创新网络教学模式，促进教育资源普及共享。2018 年，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化 2.0行动计划》提出坚持育人为本，面向新时代和信息社会人才培养的需要，以信息化引领构建学习者为中心的全新教育生态。这一阶段学校教育数字化发展旨在发挥“网络互联”价值，变革育人场景、普及数字教育资源、创新学习范式，努力为每一名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的信息化环境和服务，为实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创建丰富多元的教育机会。基于新一轮数字技术对整个教育变革的期许，学校教育数字化发展迎来了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阶段。21 世纪 20 年代后，人类开始加快进入智能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信息技术，正在助推学校环境、教育业务、治理体系、校园生态等学校教育各层面发生全方位、全过程、全学段、全员参与的变革与创新。新一代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助推学校构建智能感知、具身体验的学习空间，挖掘教育过程中数据要素的潜在价值，实现学习范式的路径重构与流程再造，变革组织管理走向扁平化、高效化，为重塑学校教育生态带来多种可能。
2021 年《“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打造高质量数字生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普遍意义上，教育数字化转型指将数字技术整合到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促使教育要素、教育业务、学习范式、教育场景全面数字化，为实现教育公平与终身学习，构建开放性、适应性、永续性的良好教育生态［2］ 。而学校层面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意在将数字技术与学校教育全方位深度融合，推动学校环境、教育应用、组织管理、文化生态等全业务、全流程的数字转型与智能升级，为培养新时代适应型人才，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化发展，构建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高度适配的高质量学校教育体系。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在广度上具有全方位、全业务和全学段的特征，在深度上具有全流程、渗透性和长期性的特征，旨在发挥“智能技术”与“数据要素”的潜在价值，汇集机器智慧与人类智慧于一体，为学校育人“跑道”开启“加速”模式。概言之，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是适应数字时代学校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外延上说，学校教育数字化是数字技术于教育场景的运用；从内涵上说，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以学生的发展为目的，以“不变”的育人本质引领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与学校教育全方位融合，实现人机和谐共生的学校教育生态。在这一过程中，要把握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以驱动学校教育数字化加速转型的实现。
二、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驱动要素
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驱动要素指推动学校教育系统性创变的内部或外部有利条件，是转型从“起点”到“终点”的重要抓手。教育数字化转型非教育或技术单一要素所促使的教育系统创变，而要从教育整体优化的视角考察多种要素的角色、定位及其推动作用。研究将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要素归纳为人本、技术、数据、组织与文化五个层面，并锚定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要素驱动的具体内容，打开转型的通道。
（一）以人为本，坚守学校育人“主体”逻辑，转变育人思维
现代教育理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从学校教育来说，以人为本即以学生为本，以实现全体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全面发展、持续发展为目标［3］ 。就其本质而言，“主体性”是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特征，教育要培育和发挥人的主体性［4］ 。主体性是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的质的规定性来说，是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自觉能动性。在大多数领域，数字化程度越高，人的参与度就越低，工作越便利、越高效，转型就越成功；而教育则不同，教育活动是人与人的联系，教育数字化发展需通过人、依靠人、为了人，并以是否促进了人的发展、是否发挥了人的主体性作为转型成功的衡量标准［5］ 。因此，“人”是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核力，是转型的服务对象和主要推动者。“人”在整个转型过程中既以“决策者”身份充当着“推力”作用，又以“服务对象”身份走在前端，发挥着“拉力”作用，使得转型内容紧跟师生教与学需求，拉力和推力的一致方向决定了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速度。从以师生为主体的转型服务对象来说，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就是要推动师生运用数字化思维开展常态化教学与学习。于教师而言，数字化转型赋予教师数字教学技能和数字素养，转变教学思维，能够进行数字化备授课、开展融合式教学活动，基于技术有效整合教学资源以及开展数据驱动的多元化教学评价。数字化教学不再是外部环境变化对教师所提出的额外要求，而是教师教书育人、实现自我价值的自发行为［6］ 。于学生而言，数字化转型赋予学生数字学习技能与数字素养，使学生的认知方式与现代数字技术有机结合，视数字技术作为拓展思维、变换知识、降低认知负荷甚至改变大脑思维结构的认知与变革工具。从以教育政策制定者、校长等为主体的转型推动者来说，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需发挥“人”的能动性。一方面，要教育行政部门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制定各类学校数字化转型框架，帮助学校制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方案与实施策略。另一方面，应发挥校长的组织力度。校长作为负责学校数字变革的领导者，其思想与领导方式影响着其他学校成员的实践方向，是学校数字化转型中最有影响力的变量。
（二）技术赋能，突破学校育人“路径”依赖，创新育人场域
一直以来，教育存在跟着既定内容、节奏、方法，开展基于规则和固定流程的教与学活动，学习者是被动的。教育数字化转型所追求的绝非简单把数字技术应用于已有场景，而是发挥技术“生产力”作用，突破既有制度限制、路径依赖，创新教、学、管、评多向应用场景，为每位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从一个系统结构转向另一个系统结构的过程中，技术是旧系统结构的最大破坏力。为创造一个互联的智能学习和生活空间，各种尖端技术被越来越多地部署于学校中，学校数字化育人环境的实现依赖于不同技术的作用导向，如数据计算和存储技术有助于学校网络空间的搭建；物联网技术有助于学校内外通信与互联；智能技术有助于打造个性化教学、管理与评估系统；沉浸式技术有助于虚拟交互式的学习体验；移动技术有助于开展基于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支持的智慧课堂。各类技术驱动下的学校数字化环境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学校虚拟环境和物理环境的融合架构，基于 AR、VR、孪生技术、传感技术等打造的智慧教室、特色教室等虚实场景；二是对混合式教与学环境的平台架构，能够支持开展线上线下融合式“双线”学习，以及线上同步与异步的“双向”学习，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技术的优势，解决不同层面教学的问题［7］ 。基于技术赋能育人场域的创新，使得数字化学习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并坚持内容服务至上；使数字化教学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探究，并注重深度参与和交互。除此之外，技术要素对学校教育业务应用、组织管理具有支持作用。单一的技术是静态的元素，需建立与多项教育业务关联互动，实现信息共享，形成流动的数据链、信息链，从而促进整个教育信息生态的动态演化。同时，通过制定基于技术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学校教育系统常态化、高效率持续运行。
（三）数据开放，释放“生成性”数据价值，助推学校科学决策
数据要素在驱动学校数字化教育创新发展过程中，具有增强教育解释力、诊断力、预测力、决策力与监督力的价值［8］ ，尤其面向学校教育业务应用过程性数据、生成性数据，其时效性有助于及时反馈与科学决策。数据要素已被增设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人类也正进入以数据为基础性资源和关键驱动力的数字经济时代［9］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数据的首要作用是作为一种信息沟通的媒介，通过数据的信息开放和对称特征，提高教育资源的综合配置，加速教育数字化应用［10］ 。学校教育数据伴随学校数字化建设不断丰富，主要分为学校管理数据、教师教学数据和学生学习数据。其中，最具价值的学生学习数据包括学习平台的文本数据、现实场景的学习行为数据以及学习过程的生成数据，具体体现在智慧课堂、教学、学习、评价、科研等多维度、全过程生成的数据。教师通过智能技术动态采集学生学习过程性数据，开展学情分析与精准教学，有助于因材施教与个性化培养。另一方面，数据的波动变化与及时反馈有助于教育科学决策，进而改善教学与评估过程。学校汇聚海量的教育数据，经由技术分层与标签化处理后，最大程度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实现教育数据在学校各系统内部的高效流通，使学校决策者、管理者、教师等清楚知晓学校教育各层面的最新数据，感知学校教育事态，锁定当前教育场域的矛盾点和师生意向，进而改善教学过程，确保教育决策科学、教学分析精准。同时，借助智能技术与机器学习，结合学科知识图谱与学生学习画像，能够自适应推荐与学习者相适应的学习路径、学习资源和学习情境，体现数据资源在学习过程中的引导价值。
（四）组织重构，打破学校静态监管，走向“流程化”动态治理
组织要素是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流转力，有利于重构学校数字化治理体系。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一种学校组织变革，所体现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问题。无论是何种形态的学校，便利的服务都是在有效组织的前提下实现的，尽管旧的实践可以有效完成各项业务，但技术与组织已经允许新的实践流程得以发展。受技术要素和数据要素的影响，教育系统内部的关键实体及其关系被解构和重新组织排序，发生最优化的业务重组与流程重构，转向更加弹性、高效的运作方式和治理流程。信息高速流转拓展了学校各个部门信息传播与获取的渠道，提高学校管理的运作效率，弱化了学校管理阶层性与集权化，使得学校数字化管理从静态的监管到动态的治理，从科层制的等级分工趋向扁平化与专业化的弹性组织。学校管理部门会转变为专业性发展部门，不仅具有管理功能，而且具备育人功能，学校治理方式也逐渐走向分权和赋能的协同治理。随着学校与社会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大，参与学校治理主体与治理权的重心逐渐下移，将赋予教育管理部门、社会、社区、家长等多元主体的不同治理角色，从而形成由单一管理走向多元治理格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其 20 年前的著作《数字化生存》中对未来数字化生存预测的四个特征，即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赋予权力［11］。概言之，通过重构学校治理体系，支持人机协同治理、多元主体治理过程，实现学校治理自动化、流程化，以减少烦琐的工作量，为学校系统运行提供服务保障，从而提高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效度。
（五）文化渗透，规避技术风险，创建“人—机”和谐共生的校园生态
文化要素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力，是学校文明生活的精神支柱。在某种程度上，技术所裹挟的学校教育越发地热衷于技术设备的推广，并以产品的先进性来衡量现代学校的智慧程度，学校教育实践出现技术化倾向与绩效崇拜，学生被圈养在智能产品包围的物化环境中。久而久之，会导致学生对技术的依赖与盲目崇拜，在不自觉中弱化独立思考、选择、决定与行动的主体性本能发挥，使得“身体消失于各种技术的大数据，学生丧失了想象世界的能力”［12］，甚至打破原有学校教育生态平衡。可见，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一大困难是如何克服思想障碍、文化阻抗，形成人机共生的文化环境。智能技术进学校，最终不是显示在物体上，而是表现在人身上，体现在促进人的生命健康和主动成长上。学校作为一个社会化的教育环境，兼具社会属性和教育属性，作为一个以人文主义理念为指导所进行的教育过程，需要关注文化熏陶的心理健康和精神支持，打造一种多元文化渗透的、有助于生命成长和健康生活的学校文明生态。这一点在杜威的“学校即社会”［13］ 、叶澜的开拓性“生命—实践”教育论述［14］以及黎加厚提出教育信息化的“生命环境观”中有迹可循［15］ 。为避免因技术依赖、技术崇尚等风险，数字化转型在变革育人路径的同时，要注重通过文化的渗透，给予学生人文关怀，让学生获得更好的生命体验，更高层次的生命成长。此外，数字文化的创设能够突破学校与社会资源隔离的壁垒，所创设的数字文化情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教师教学选择与学生意义建构。相关研究中指出，教师做出技术整合教学活动的内容与决定，受到他们所在学校的文化熏陶与社会背景的影响 ［16］ 。未来学校建设的目标应提供一个智慧文化社区，可借助于社区文化活动、传统文化宣传、家校协同共育等方式积极创设学校文化，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在其教育经历和学校生活中的健康和福祉水平，促进师生生态化思维养成，构建技术与学校、技术与人和谐共生的学校生态发展路向。
三、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路径
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功非一己之力，需加强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中观层面各类学校的方案制定与策略实施、微观层面师生的共同参与，从而解决“谁来转”和“如何转”的问题。
（一）教育行政部门“因校制宜”制定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
国家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规范与指导是学校数字化转型的强大推动力。近年来，我国部分省域开始着力探索区域教育数字化转型方案，如《上海市教育数字化唤醒实施方案（2021—2023）》提出教育数字化转型服务于国家战略和上海发展要求。《浙江教育领域数字化改革工作方案》强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技术引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但关于“学校如何转型”，缺乏明确性、指导性的政策文件与整体规划，以致各级各类学校因缺少参照难以部署行动。因此，需加强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研制各类学校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与制度。一方面，从国家层面出台系列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包括战略目标、发展等级、测评标准与成熟度指标等方面，重视政策间的衔接度与协同性。另一方面，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依据国家标准，明确区域教育数字化发展定位，找到与教育数字化成熟阶段存在的差距，针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等各类学校的发展特色与使命，采取“因校制宜”策略，制定具有层次性、前瞻性、多元化的学校数字化转型规划与指导方案。基础教育学校数字化转型，应注重人才培养的根本性、未来性和广泛性。着力以数字化手段推进“双减”任务、深化质量评价改革、提高优质均衡发展水平等重点工作，注重夯实中小学师生数字素养，加强人工智能、信息科技课程的开设，同时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遵循数字伦理规范。普通高等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则强调开放性和自主性，以培养21世纪创新型、适应型人才为目标。高等教育学校作为直接向社会输送人才的聚集地，应着重培养新兴科技领域急需的科研人才、国际合作所需的跨学科人才，转型行动需强调创新教学生态和科研成果转化，开设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等相关课程，增强数字时代高校的竞争力。职业教育学校数字化转型应注重差异化和指向性，强调产教融合育人，以培养技能型数字化人才为目标。通过建设数字化新型实训基地，创设虚实相融合的技能实训空间，强化职业教育对接企业的实训，推行学校、企业“双元制”联合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校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协同发展，大力培养数字化产业变革中需要的中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各类学校可选取“试点学校”，发挥 “头雁效应”，以点带面，引领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有效实施。需要说明的是，在为学校提供数字化转型指导框架时，可通过适当政策留白，为各类学校异质性发展提供发挥空间。
（二）学校建立“整校推进”转型实施方案，校际形成联动机制
“整校推进”的方案落地是学校数字化转型有序推动的具体指南。“整校推进”一方面指将学校作为一个“整体”，使全校成员共同参与到学校内部全业务、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另一方面则期望所有学校协同推进，校际形成合作联动机制，共同朝着转型愿景奋进。首先，各类学校依据政策要求，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制定本土化学校转型实施方案。其一，学校应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找到学校转型需求与学校现实水平的差距，明确转型的推进方向，建立合理化、阶段性转型目标。具体可按照“描述转型影响→锁定转型目标→指明转型内容→设计转型策略→实施转型过程→输出转型效果→验证目标达成度→制订下一轮转型计划”思路进行规划。其二，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需遵循以人为本、服务师生的理念，紧扣技术要素、数据要素、组织要素、文化要素所驱动的环境层、应用层、治理层、生态层等全方位实现教育数字化升级应用，形成周期性、可持续的学校数字化转型实施体系。其次，校际建立合作联动机制，助推薄弱学校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目前，各校各职能部门所建设的技术系统、资源平台、治理体系架构呈孤立式、碎片化特征，难以形成完整的应用价值链。另外，尽管我国大力推进“智慧校园”“智慧学校”的建设，但部分地区学校仍存在“不会用”“资源闲置”等痛点问题，导致区域间、城乡间数字化发展差距加大，损失掉更多的学习机会。校际通过建立合作、共享、协同的联动机制，形成教学联动、课程联动与资源联动，构建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数据链、资源链、价值链。一方面能够最大化实现数字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联动，建立“一对一”“一对多”帮扶机制，为薄弱学校提供现代教育理念、数字化管理方式、流程化治理体系等方面的变革经验，使薄弱学校加强经验学习，提高学校整体数字化水平，形成从“不愿用、不会用”到“乐于用、人人用”的良好局面，从而为缩小差距、实现城乡学校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带来真正的突破。除上述之外，学校应发挥校长“带头人”力量，推动学校教育数字化稳步转型。作为学校数字化发展的“最佳知情人”，校长是学校数字革命的第一推动者和主要代理人，为学校接收和传达关于整个教育领域最前沿、最具价值的信息。相关研究发现，当校长在自己的工作中意识到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好处时，他们才更有可能鼓励学校其他成员在学校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进行学习和工作［17］。因此，校长应准确把握学校数字化发展定位，充分认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及其带给学校的效益，强化学校成员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和接纳，选择满足教师和管理人员需求的高质量信息产品和解决方案，积极组建推动学校数字化转型团队，从而更好地为学校数字化转型做出决策。
（三）教师开展“数据驱动式”教学，促进学生“情境体验式”学习
以“内容导向”和“实践导向”为特征的数字化教与学创新应用是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康德曾言“思维无内容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18］，足以见得，若无内容的融会贯通，数字化将会一场空。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应注重“应用”与“连接”，使得“教、学、管、评、研”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尤其在“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两大层面，以避免“新瓶装旧酒” 的现象。首先，教师以“智慧课堂”为抓手，有效整合数据资源，开展从基于经验到基于证据的“数据驱动式”教学。在教学资源应用层面，充分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这一智慧中枢，将平台中多来源、多类型、多维度的数据资源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有机整合至“智慧课堂”中，实现资源的广泛连接与价值应用，解决薄弱学校“数据孤岛”难题。在教学模式创新层面，通过“智能助理”“作业推荐”等智能化教学手段，构建人机融合教学新样态。基础教育阶段“双减”背后，随之“增加”的是课堂效率与教学质量。“人机融合”能使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充分撞击，产生深度智慧，形成深度对话、协同参与、沉浸交互式的“互动课堂”，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在教学评价改进层面，通过智能技术提取与解析学生课堂中的多维度数据，经过可视化输出与智能化推送，实现智能诊断与及时反馈，促进教师从“经验———观察———判决”转向“数据———循证———评估”的评价范式，从结果性评价走向过程性、发展性、增值性评价的多元评价方式。其次，注重情境创设，促进学生“情境体验式”学习，以加深知识建构与思维通达.“体验”是人对生命历程的觉察与感知，是学习和发展的源泉［19］。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人的心理得到满足，则会感受到生命的意义，获得自我拓展，激发潜能”。而这种心理上满足是通过“体验”所感知到的，对于学习也是如此。如果无法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或给予学生良好的体验，学生很难持续投入，甚至会陷入强烈无意义感和孤独感的“空心病”［20］。《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版）》指出“加强知识学习与学生经验、现实生活、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注重真实情景的创设，增强学生认识真实世界、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利用智能技术、虚拟技术的实景模拟功能创设教学情境，将抽象知识具象化，有利于打造基于视觉注意的感官体验、基于认知发展的思考体验、基于合作学习的活动体验、基于虚实场景的具身体验、基于创客的生成体验，从而激发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情境中发生知识建构，由知识通达思维［21］。除此之外，学校需提升师生数字素养，发展师生数字技能，为有效数字化教与学打下坚实基础。数字素养是 21 世纪每一个公民必备的基本素养，数字达尔文主义的“适应数字时代生存法则”指出：只有快速适应数字时代带来的外界环境变化，并为之做好准备，才能长期在数字化时代生存［22］。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面对大部分“数字原住民”，其数字接受力与适应力有甚于教师，这于教师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挑战。教师应积极参与数字技能培训，不断提升数字知识储备、数字判断力等数字素养，提高在不同数字化教学场景中合理运用数字技术、优化课堂教学的应变能力，为有效数字化教学筑牢基底。总而言之，数字技术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发挥一种潜在可能性，即通过技术将全社会的各种力量、组织成分、教育资源统一起来整合至学校，以数字化思维为“人”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也为今天学校教育数字化转型带来巨大的动力。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引起人类对技术变革教育的畅想，但随着新技术逐渐深入教育应用，所携带的不确定性影响也逐渐被发现，人类对其控制难度也随之加大。因此，技术对教育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需在转型中把握人、技术、数据、组织及文化等要素的驱动作用，发挥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以及师生多元主体协同作用，在推动学校数字化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坚持“人”的价值体现，发挥人与技术的共同张力，构建“人—机”和谐共生的学校生态，让有温度的数字化驱动学校教育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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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罗遥瑶 校对：罗添 预审：施羽晗 终审：聂竹明
